西部崛起正当时:“一带一路”引领新时代对外开放新格局
来源:中国贸易报 作者:舒忠 胡一波 李强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际贸易环境复杂多变,中国正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这一历史性变革中,西部地区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开放发展机遇。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到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贯通,从中欧班列“长安号”驰骋欧亚大陆到新疆霍尔果斯口岸货流如潮,西部地区正在从开放的后方转变为开放的前沿,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中的重要增长极。
这一转变是“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升级版实施、全球供应链重构等多重因素叠加的必然结果。西部地区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丰富的资源禀赋和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正在成为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配置全球资源的重要枢纽。
外贸外资双轮驱动
西部成为开放新高地
近年来,西部地区外贸外资发展呈现出强劲增长态势,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亮点。数据显示,2023年西部地区进出口总额达3.7万亿元,较2019年增长37%。2024年,西部地区大多数省份进出口增速高于全国,其中四川实现外贸进出口10457.2亿元,同比增长9.4%,进出口规模、对全国外贸增长贡献、外贸主体队伍3项指标接连创下历史最高点。这一成绩的取得得益于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开放平台等方面的不懈努力。
在外贸发展方面,西部地区正在从传统的资源输出型向高附加值产业出口型转变。以重庆为例,其笔记本电脑、汽车及零配件等高端制造业产品出口占比不断提升,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同时,西部地区积极发展服务贸易,成都、西安等城市在软件外包、文化贸易等领域表现抢眼,为外贸发展注入新动能。
在利用外资方面,西部地区正在成为外商投资的新热土。跨国公司纷纷将目光投向西部,不仅看重其成本优势,更看重其市场潜力和发展前景。德国宝马、美国福特、日本丰田等知名企业在西部的投资布局带动了整个汽车产业链的发展。同时,西部地区在金融、物流、信息技术等现代服务业领域也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西部地区外贸外资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制度创新。自贸试验区建设为西部开放提供了重要平台,西安、成都、重庆等自贸区在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等方面先行先试,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经验。同时,各地还通过设立产业引导基金、提供税收优惠、完善配套服务等方式,为外贸外资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
“一带一路”倡议下
西部枢纽地位凸显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为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带来了历史性机遇。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和必经之地,西部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天然的地理和历史优势。十年来,西部地区充分发挥这一优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在互联互通、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欧班列的成功运行是西部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典型代表。2011年首列中欧班列从重庆发出,如今中欧班列已经形成以西安、成都、重庆、乌鲁木齐等西部城市为重要枢纽的运输网络。2023年,中欧班列全年开行1.7万列、发送190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6%、18%;2024年中欧班列全年开行1.9万列、发送207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10%、9%。其中,西部地区开行量占绝对主导地位,2023年,中欧班列(西安)全年开行5351列,同比增长15.3%,西安成为全国首个中欧班列年度开行突破5000列、累计开行超过20000列的城市。中欧班列不仅为中欧贸易提供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也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标志性成果。
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进一步强化了西部地区的枢纽地位。这一连接西北、西南与东南亚的国际贸易物流通道,不仅缩短了西部地区货物出海的时间和成本,也为东南亚国家的商品进入中国西部提供了便利。2023年,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全年发送86万标箱、同比增长14%;2024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运输货物达96万标箱,同比增长11%,创历史新高。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西部地区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合作更加紧密,成为中国—东盟贸易增长的新引擎。
口岸建设是西部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凭祥、东兴等口岸的升级改造和功能完善,大大提升了通关效率和服务水平。同时,西部地区还积极推进口岸的数字化建设,通过“单一窗口”、电子口岸等信息化手段,进一步优化通关流程,为贸易便利化提供了有力保障。
企业出海与
跨境电商赋能西部产业升级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和全球数字化进程的加速,西部地区企业出海步伐明显加快,跨境电商等新业态蓬勃发展,为西部产业升级注入了强劲动力。
在企业出海方面,西部地区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三一重工、中车、华为等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投资建厂、开展工程承包,不仅扩大了企业的市场空间,也带动了中国装备、技术和标准的出口。一些传统优势产业企业也积极“走出去”,在境外设立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实现了从产品出口向产业链输出的转变。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西部地区在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的企业出海表现突出。比亚迪、宁德时代等新能源汽车及电池企业在欧洲、东南亚等地的投资布局,不仅抢占了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制高点,也推动了西部地区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这些企业的成功出海,为西部地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了重要示范。
跨境电商作为新兴贸易业态,在西部地区发展迅猛。重庆、西安、成都等城市都建立了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为跨境电商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和平台保障。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23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2.38万亿元,增长15.6%,西部地区在其中贡献显著。西部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工艺品等通过跨境电商平台走向世界,不仅拓展了销售渠道,也提升了品牌知名度。同时,跨境电商的发展也带动了仓储物流、金融服务、数字营销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了完整的产业生态。
直播带货、社交电商等新模式在西部地区的兴起,进一步丰富了跨境电商的内涵。通过这些新模式,西部地区的企业能够更直接地与海外消费者互动,提升了营销效果和用户体验。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出海和跨境电商发展的重要支撑。西部地区积极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各地还加强了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和平台建设,为跨境电商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供应链产业链
重构中的西部机遇
当前,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正在经历深刻重构,这为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优化产业布局提供了重大机遇。西部地区应抓住这一机遇,在全球供应链重构中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发展。
2024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5万亿元,同比增长5%。其中,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22.07万亿元,同比增长6.4%,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50%。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和消费市场的地位更加凸显,西部地区也正在成为全球供应链布局的重要选择。
统计数据显示,西部地区生产总值从2019年的20.5万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26.9万亿元,年均增长4.9%。2024年,西部地区12个省份中,有9个省份GDP增速“跑赢”全国。目前,西部地区已打造9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13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陕西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分别增长25%、15%,四川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无人机、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增长20%以上。这些产业集群的形成,不仅提升了西部地区的制造能力,也增强了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话语权。
供应链金融的发展为西部地区产业链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各大银行和金融机构纷纷在西部地区设立供应链金融服务中心,为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物流体系的完善是供应链优化的关键环节。西部地区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建设了一批大型物流枢纽和配送中心,形成了覆盖全域的物流网络。同时,智慧物流技术的应用大大提升物流效率和服务质量。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物流通道的打通,进一步增强了西部地区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连接能力。
产业链协同发展是西部地区供应链优化的重要方向。各地积极推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发展,通过建设产业园区、设立产业基金、提供配套服务等方式,促进产业链的整体提升。同时,跨区域的产业链合作也在加强,西部各省区市之间在产业链配套、技术创新、市场开拓等方面的合作不断深化。
绿色发展是供应链重构的重要趋势。西部地区充分发挥其清洁能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绿色制造业,打造绿色供应链。同时,积极引进和培育环保技术和产业,为全球绿色供应链建设贡献西部力量。
构建西部开放发展
新格局的路径思考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西部地区要进一步深化开放发展,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持续发力。
首先,要进一步完善开放平台建设。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开放平台的作用,在投资贸易便利化、金融创新、监管模式创新等方面继续先行先试,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其次,要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继续完善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互联互通水平。特别是要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经济发展和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再次,要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程序,提高政务服务效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法治环境,为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最后,要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建设高水平的教育科研机构,培养适应开放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同时,制定更加灵活的人才政策,吸引国内外高层次人才来西部创新创业。
西部崛起正当其时,共建“一带一路”为西部开放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在不久的将来,西部地区必将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高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分别系西安外事学院商学院院长,陕西自贸区研究院院长、教授;西安外事学院商学院电商系主任;陕西自贸区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广东财贸职业学院教师。本文系2022年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2D052;陕西省“十四五”教育科学规划2024年度课题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GH24Y2555;陕西省“十四五”教育科学规划2023年度课题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GH23Y2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