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贸易结构转型打造贸易强国（寄语2023）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以贸易结构转型打造建设贸易强国，已经成为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

把握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的大趋势。随着全球经济服务化，特别是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服务的可贸易性不断增强，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服务贸易已经成为新一轮全球自由贸易的重点与全球经贸规则重构的焦点。抓住这个趋势，将有力推进我国的贸易结构转型。目前，服务贸易增速明显快于货物贸易，2010-2019年，全球服务贸易额由7.8万亿美元增长至11.9万亿美元，年均名义增长4.8%，是货物贸易增速的2倍。与此同时，服务贸易占比稳步提升。服务贸易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由20.3%提高至23.8%，若按增加值计算，目前全球服务贸易占比将达到50.8%，超过货物贸易。在这个进程中，包括数字服务贸易在内的新兴服务贸易快速发展。2005-2020年，全球以数字技术传输的服务贸易规模由1.2万亿美元增长至3.17万亿美元，年均增长7%，远高于同期服务贸易4%左右的增速；占服务贸易的比重由44.7%提升至63.6%。

抓住贸易结构转型进程取得的重要进展。过去几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提升，2014-2021年，我国服务贸易额由6520.2亿美元增长至8214.4亿美元，截至2021年末，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继续保持世界第二位，超过绝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同时，服务贸易内部结构不断优化，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增长迅速。2017-2020年，以保险服务、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迅速增加，进出口贸易总额由2079亿美元增长至2947.6亿美元，年均增长12.3%。2017-2020年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9.9%上升至44.5%，增长14.6个百分点。

积极应对我国贸易结构转型面临的挑战。比如，服务贸易竞争力还需要增强。按美元计算，2021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仅为美国的51.1%，从占比来看，2021年，我国服务贸易额占外贸总额的比重仅为12.8%，不仅低于18.0%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也低于世界21.1%的平均水平，更远低于30%的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再比如，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水平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以数字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例，在全球70个最大数字平台中，美国和中国分别占据市值的第一、二位，美国占68%，中国仅占22%。

未来几年，适应国内以服务型消费为重点的消费结构升级大趋势，关键在于推动贸易结构转型，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动高质量发展。一是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规模，争取2025年服务贸易规模达到1万亿美元以上。提升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争取达到20%左右，推动贸易结构优化。二是显著优化服务贸易结构。争取推动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达到50%以上，传统服务贸易占比降至28%～30%左右，并推动数字贸易规模达到5000亿美元。三是着力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显著提升“中国服务”占世界比重，到2025年，我国服务贸易占全球比重争取从6%提升到8%左右；明显增强优势服务国际竞争力，积极支持优势服务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并逐步强化自身竞争优势；推动服务贸易进出口平衡，争取到“十四五”末期，服务贸易逆差占服务贸易额的比重下降至-2%左右，到2030年争取由负转正；推动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进一步融合。

着眼于贸易结构转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关键是以结构性改革加快破除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掣肘，推动服务贸易加快发展，增强服务贸易发展的竞争优势，推动构建贸易强国。未来几年，重点从以下四方面进行发力：

其一，提速数字贸易发展。一是提升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二是打造高质量“数字丝绸之路”，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数字化进程；三是加快新型贸易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动5G网络部署；四是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营造贸易数字化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

其二，主动扩大服务进口。一是以中国服务进口推动内外市场融合；二是重点扩大生产性服务进口，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贸易的作用；三是完善扩大进口的政策体系，推进商品和服务进口交易全环节便利化进程。

其三，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新业态。一是推动跨境电商优化发展，扎实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二是创新离岸贸易发展，支持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其他具备条件的地方发展离岸贸易；三是创新保税维修发展，建立健全适应保税维修业态发展的政策体系。

其四，增强服务外包新优势。一是把在岸服务外包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发展在岸服务外包业务，争取到2025年，我国在岸服务外包执行额占比由目前的40%提升至50%左右；二是提升服务外包竞争力，发挥我国数字经济应用大市场优势，带动服务外包企业数字化转型；三是优化服务外包发展环境，进一步支持服务外包企业创新服务业态与技术。（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本文节选自《结构转型——跨越高质量发展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