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全球基建投资伙伴关系”前景朦胧

最近在德国举行的G7峰会上，美国及其盟友一致同意启动“全球基建投资伙伴关系”，在五年内筹集6000亿美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基建帮助。虽然该计划并未直接指明和中国相关，但国际舆论对此的普遍解读是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基于多年来对全球基建问题的跟踪研究，笔者认为“全球基建投资伙伴关系”的最终成功还需克服以下三大阻碍。

一是西方资本属性的“赚快钱”痼疾。上世纪中叶以来，非洲摆脱西方的殖民统治陆续独立后，西方国家迄今在非洲投入了成千上万亿美元的巨额援助资金，但西方在非洲基础设施领域一直存在感颇低。以至于一些非洲领导人曾感慨地说：“中国人在我们国家最近十几年的建设成就，超过了西方几百年的积累。”西方资本更多地是赚快钱、追逐高额利润，西方政府基于自由市场理念对资本基本是弱干预。而基建往往是建设与回报周期都较长的项目，年度资金回报率也较低；相比之下西方资本在利润更丰厚的金融市场更容易获得高额回报。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政府对资本的调控能力也更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曾就此分析指出：“长期导向”是一种基于中国农耕社会儒家文化的禀赋，通常引至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这一特点催生了在中国基建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的“耐心资本”。“耐心资本”是投资在一种“关系”上的超长期资本。在这一关系中，投资者自愿向接受国/发展伙伴注入资本（含股权和十年以上债权），乐意看见它们在未来不断成长并为双方带来回报，实现双赢。“耐心资本”的持有者通常有较好的能力与发展伙伴一起分担风险。所以，“全球基建投资伙伴关系”如何能够将来自G7的大量资本，“驯化”为能够耐心投资在基建领域的“耐心资本”，将是个不小的挑战。

二是视中国为假想敌的错误思维。几年前，笔者去南部非洲的赞比亚实地调研，从其首都机场到市中心旅馆的路上意外看到道路两边大量的中文广告，其内容几乎都是施工机械租赁、中国工程队的广告等，几乎给人错觉以为是在中国而不是非洲。但是在那里的市中心，这些中文广告就消失不见，相反各种西方背景或投资的非政府组织、援助项目的指示牌倒是不时看到。两者的鲜明对比正说明了：中国和西方在海外有其各自的擅长领域，一个在硬件，一个在软件。

从业务模式来看，中国企业和西方海外基建企业并不存在“针尖对麦芒式”的强竞争关系。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传统业务模式为工程总承包，主要材料及劳动力来源大部分仍然以国内为主，处于全球承包工程产业链国际分工的低端位置。西方企业则在利润更为丰厚的对外咨询、设计业务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与市场份额。从市场份额来看，全球基建的资金缺口每年就达到数千上万亿美元。这么大的资金缺口即使中国和西方联合起来都不能够填补得上。所以，中国和西方在全球基建领域的优势互补合作其实更胜于无谓的竞争。

三是G7兑现援助承诺的弱约束问题。按照美国总统拜登的打算，“全球基建投资伙伴关系”的6000亿美元将来自于公私混合资金。而正如笔者之前所分析的，由于基建的建设及回报的长周期性，以开发援助和贷款为主的公有资金将依然扮演极其重要的基础性“铺路石”作用。这些公共资金无疑将主要来自于G7各国政府。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果G7此次的确真心是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那就需要细化落实行动方案，建立实施过程的监督、事后问责机制，以此建立落实承诺的强约束机制。

所以，今年G7峰会的“全球基建投资伙伴关系”最终能否真正百分百地落实，又能多大程度上惠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其实施前景目前来看并不乐观。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地区合作室主任、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中非关系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