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货币政策或将继续分化
来源:中国贸易报 作者:本报记者 刘禹松
由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货币金融系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大金融思想沙龙——“学习两会精神,金融助力十四五新开局”系列沙龙第16期线上研讨会近日举办。在本次研讨会上,多位金融领域专家围绕“中美货币政策前景与展望”进行了解读。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认为,在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关系方面,大国通常都讲求货币政策对内优先。对外平衡是对内平衡后自然而然的结果,利率负责对内平衡,汇率负责对外平衡,汇率在很大程度上是大国次要的经济政策,反映了经济运行的结果,汇率应该是工具而非目标。
他表示,不宜用美元的涨跌判断美元国际地位的升降。尽管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的国际地位受到很大影响,但至少到目前为止,美元仍然是国际中心货币、关键货币,美国国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溢出效应是相对更强的。美国不承担义务、但却享受着美元霸权,特里芬难题演变成了美元陷阱。虽然当前储备资产等指标的变动可能指向美元国际地位的下降,但是并未影响美元关键货币的地位,短期内其他主权货币也无法撼动美元地位。
在管涛看来,美联储需要高度重视通胀问题。他表示,通胀对美元本位是很大的威胁,如果美元本位受到削弱,美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会因此降低。不是美元信誉影响了通胀,而是通胀可能会削弱美元信誉。当前由于全面通胀的风险,美联储被迫开始采取更加坚定的反通胀立场,但美联储的货币紧缩可能不是无限度的,可能要注意货币紧缩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在溢出效应方面,今年美元只对阿根廷比索和土耳其里拉升值20%以上,大部分新兴市场并未出现缩减恐慌。但因美联储货币紧缩,资本回流美国,造成新兴市场普遍出现资本外流、汇率贬值,对此仍要高度关注。
管涛说,近年来中国坚持大国货币政策对内优先,强调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未来,中国人民银行可能是货币政策处在正常状态的少数央行之一。全面通胀的压力较小,更应关注的是汇率超调问题。前期的汇率超调主要表现为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的升值造成的财务冲击,最近的超调表现为多边汇率的过快升值,有可能引发竞争力的损失。
“由于通胀压力不同,中美货币政策周期可能会出现重新分化,但中美的经济周期并不一定出现分化。中国由于通胀压力比较小,宽松货币政策可以持续更长时间。中国经济下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潜在经济增速的下行,在通胀压力比较小的情况下,市场的利率中枢可能会往下走,央行明年大概率会采取降息降准及扩表的操作。中国要用好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避免掉入流动性陷阱以及刺激资产泡沫。”管涛说。
西班牙对外银行亚洲研究部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夏乐从“格林斯潘之谜”引出美元国际地位下降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并阐述中美两国在2022年的货币政策操作及可能效果,指出中美货币政策方向分歧可能给未来金融市场造成更大的不确定性。他预测,美国明年的货币政策主线是在通货膨胀和金融稳定之间进行权衡与抉择;而中国的货币政策主线则是在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之间进行权衡与抉择。两者的叠加将会给全球金融市场造成巨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表示,在讨论中美两国货币政策的不同时,需要考虑到两国的经济和金融结构差异,包括在经济结构中是国有部分占重要地位还是私人资本控制为主、在金融领域是商业银行占主导地位还是资本市场承担资源配置和影响经济的主要角色等。这些方面的不同预示着经济主体和市场主体在风险偏好方面存在差异。现在中美货币政策都在强调预期,而预期很大程度上就是市场主体的风险偏好的变化。因此,在不同的经济和金融结构下,货币政策会带来不同的影响和效果,特别是对中美未来货币政策的前景展望进行比较时,不要忽视这一点差异所带来的影响。
此外,他还表示,讨论中美货币政策离不开两国财政政策。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定的货币政策相互配合,让中国比较好地度过了疫情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保持了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我们在明年也会有相当的空间和动员能力来有效实施好这两个政策工具,使二者共同发挥作用。但也要注意到,中美两国各自面对的状况有所区别,政策的实施效果的不确定性均有所增加。就我国货币政策来讲,不仅要考虑到逆周期的冲击,还要考虑到跨周期的顶层设计,尽管明年货币政策灵活性需要增加,但是需要注意不能留下后遗症、不能大水漫灌。”赵锡军说,“对美国来说,为了应对财政政策空间较小和货币政策传导错配产生缺口等问题,需要加大政策力度。但这也使该国因此面临产生各类风险的可能。对此,需要提前做好一些防范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