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商事调解顶层设计很重要

去年，包括中国、美国、印度、韩国以及多个东盟国家在内的46个国家在新加坡签署了《新加坡调解公约》，另有24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和相关会议，标志着国际商事调解的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今年，继新加坡与斐济批准《新加坡调解公约》后，卡塔尔、沙特也已批准了公约。《新加坡调解公约》将于9月12日正式生效。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签暑令国际商事调解更加制度化和实质化，通过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逐步提高，调解也逐渐成为企业的优先选择或必经程序。”在《新加坡调解公约》开放签署一周年之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范愉在商事调解系列讲座上表示，各国商事调解组织开始积极争取国际调解市场、提高服务水准，推动调解的国际化、普及化和标准化，进一步转变解决纠纷观念、行为模式，从零和到多赢，从对抗到协商。与此同时，《新加坡调解公约》也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如调解的制度化带来的隐患和对调解价值的负面影响，调解的多元化、民间性、灵活性与司法化之间的冲突，调解员职业化（法律化）与非职业化的矛盾等。

此外，有很多新型商事调解逐渐涌现，如消费者协会调解、行业性调解和金融消费争议调解等。

当前，我国商事调解已经取得可观成就，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竞争力。但与国际商事调解相比，仍存在很多问题。范愉介绍说，如顶层设计较差，对商事纠纷及解纷规律缺乏深度把握；综合性调解机构多，专业化程度与多元化不足；热衷于与司法衔接，诉前分流作用不明显；民间性组织的自治与独立程度不足；运营模式受限较多，市场化发展存在局限，效益不高；调解理论、文化纠纷解決理论和技能培训不足等。

面对《新加坡调解公约》带来的扩张期无序竞争，范愉建议，我国商事调解机制需要做好顶层设计。首先，理顺商事调解与人民调解、律师调解及其他调解的关系。其次，对国际与国内商事调解组织架构进行整合，对商事调解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制定管理组织法规，实行双重领导或管理体制，鼓励创新，适度监管。最后，推动国家层面的商事调解立法进程，建构新型商事调解制度，如建立专门领域特定类型的解纷机制，令公益性与市场化并行。

“为了把握《新加坡调解公约》带来的发展新机遇，我国应加强调解员培训和规范建设，加强理论研究，提高互联网和电子技术的应用，建立科学评价体系，多元化发展商事调解事业。”范愉这样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