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法修改：既要接轨国际，也要扎根国内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以下简称《示范法》）并未成为中国的法律渊源之一，即使在司法实践中参考借鉴其规定也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可。目前，《仲裁法》修订已被列入二类立法项目，众多仲裁界人士呼吁在修改中吸纳《示范法》，实现中国仲裁的全球化。”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调解员、外交学院法学教授卢松在第七届中国仲裁周之“国际投资争端与仲裁—制度改革创新与发展”配套论坛上如是说。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秘书长安娜·乔宾-布莱特介绍了联合国贸法会对相关调解与仲裁的框架的搭建和完善，期待未来能够创造更好的仲裁争议解决环境。她指出，“《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为执行仲裁裁决发挥了基石性或者里程碑式的作用，若没有该公约，仲裁不会在全球如此广泛地应用。‘一带一路’建设涵盖了诸多跨国工程项目，一旦发生纠纷，若涉及到仲裁，相关的实践及执行是非常复杂的，因而，提供跨国争议的解决框架非常重要，调解作为一种解决方式亦如此，需要完整的框架及程序的保障。此外，鉴于中小企业和小项目的在线争端解决方式在区域的流行，我们也在进行相关的研究和改革的工作。”

布莱特称，“对于中国仲裁法的修改，我们也参与相关的法律咨询，对于中国仲裁界人士借鉴和采纳《示范法》，我们非常支持，希望看到中国仲裁法与《示范法》都有更多的发展和进步。”

当然，不同法域的仲裁法之间也存在差异，也应因地制宜，灵活采纳《示范法》。

开罗区域国际商事仲裁中心主任伊斯梅尔·塞利姆指出，《纽约公约》第5条规定了各成员国可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7个事由，其中之一是承认或执行裁决有违执行地国公共政策。但《纽约公约》并未进一步界定何为执行地国公共政策，绝大部分成员国的法律也未对此进行定义，往往由其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权衡认定。不同的解释、不同的适用主要缘于不同的司法系统下的解释和术语，宗教影响、社会影响甚至会对仲裁员裁决的执行效力产生影响。此外，一些阿拉伯国家的立法体系会存在国内和国际的公共政策区别规定，以及实质性公共政策与程序性公共政策的区别规定。

对中国仲裁法的修改，中国法学会副会长黄进提出建议，一是实现国内仲裁规则与涉外仲裁规则进一步融合统一，目前，涉外仲裁和国内仲裁存在两套规则。二是，目前，中国仲裁法是一部关于机构仲裁的仲裁法，应明确非机构仲裁制度的地位。三是要实现仲裁管理体制机制的现代化。四是完善仲裁行业组织制度和行业自治自律规定。五是仲裁法的修订也应考虑仲裁与调解、诉讼及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融合发展。

“对于中国商事仲裁未来的发展方向，要实现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质量、提升仲裁公信力、强化商事仲裁发展的“六化”，即人本化、现代化、融合化、信息化、国际化、融合化。”黄进指出，“仲裁的国际化强调的世界眼光，不是简单地接轨、移植、复制，而是要树立开放意识、国际视野、全球胸怀，吸取国际的仲裁文明成果，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创造自己的实践经验，即在发展仲裁中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实事求是，扎根中国大地发展仲裁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