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该庆幸股市暴跌发生在现在

    ■余永定

    当今国际经济学界所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没有理由一定要把资本项目自由化当作经济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之一；是否应该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和如何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必须视具体情况而定。

    资本项目自由化并非历史潮流，没有站得住脚的经济理论可以证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主张今天成了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观念。

    1993年，中国政府首提“实现人民币可兑换”。1994年，中国对外汇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中国自1996年12月1日起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第二、三、四款的义务，实现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中国政府希望在此后5年左右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

    但中国政府还未来得及给出资本项目可兑换时间表，亚洲金融危机就爆发了。资本项目下人民币货币可兑换计划被搁置。

    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重新提出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指出应该：“在有效防范风险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政策意向。

    应该说，在实践中，中国对待资本项目自由化是相当谨慎的，一直坚持渐进的方针。但在理念上，中国不仅把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作为改革的目标，而且是念兹在兹。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关于金融改革的相当一部分文字是有关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其中的关键两个字是“加快”。对于“加快”一词应做何种解读？

    坊间一直有传言，中国将在2015年实现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度实际上已经不低，根据外管局资料，在七大类40项资本交易项目中，在中国只有10项不可兑换，除个人直接跨境投资、衍生品交易外，主要跨境资本交易都有正规渠道。

    中国的资本管制主要是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即通过QDII和QFII等限额体系对短期跨境资本的投资主体和投资额度进行控制。

    如果“加快”意味着在2015年或2020年以前中国将取消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入的管制，我们就不得不表示忧虑了。

    2015年6月15日以来中国股市的暴跌充分显示中国金融市场还远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我们的金融管理当局也并非像想象中的那样“无所不能”。

    中国应该庆幸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在1997年7月而不是在一两年之后。中国也应该庆幸股市暴跌发生在2015年6月－7月，而不是在一两年之后。

    我们应该好好问问自己：如果中国此时已经完全开放了资本项目，国内外资金可以自由进入或退出A股市场，我们将会面对一种什么样的局面？

    中国的股灾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如果我们能及时调整资本项目自由化政策，善莫大焉。

    中国是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终有一天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人民币终有一天会成为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或主要储备货币之一，或主要储备货币的主要构成部分）。

    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是人民币成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必要条件。因而，中国终有一天会实现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

    基于这种逻辑，我支持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逐步开放资本项目、逐步实现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

    但笔者同时确信，中国没有理由为了一些想象中的，充其量是高度不确定的好处，在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匆忙开放资本项目，甘冒与之如影随行的种种巨大风险。

    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如果有人问：中国最容易在什么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笔者毫不犹豫地说：过早地资本项目全面开放。

    中国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不能通过资本项目自由化来解决，或通过该举措的所谓“倒逼机制”来解决。

    中国目前面临着稳增长、调结构，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提高对外开放质量的种种挑战，不应该过分强调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如何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必须视具体情况而定。

    人民币国际化应有助于改善中国对外资产与负债的币种结构、增强中国储备资产的安全。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应受制于中国经济发展和资本项目自由化进程，不能急于求成。在坚持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渐进方针的同时，中国必须加速国内的各项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原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