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人为什么力挺普京？

    ■本报记者  栾鹤

    2014年，俄罗斯一直稳居国际新闻头条：从乌克兰动乱、克里米亚公投，到欧美联合制裁、外资大幅出逃，再到国际油价暴跌、卢布跳水。

    但危局之下，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国内支持率仍然高达85%。反观经济衰退时西方政客的境遇，难怪默克尔感慨，普京活在一个“平行宇宙”中。

    抢购生活物资被爆是假新闻，通胀带来的高生活成本被俄罗斯人默默地自我消化了。没钱却淡定的俄罗斯人令西方媒体困惑，更难以理解的是，俄罗斯民众将普京视为一个“救星”，而不是“祸根”。

    西方的逻辑与视角总是围绕经济利益，而在俄罗斯人的眼里，显然有更重要的东西。

    从历史上来看，俄罗斯具有克服危局的传统和民族精神。克里米亚的回归，让俄罗斯民众看到了复兴“强大俄罗斯”的希望，更感受到了危难关头团结精神和牺牲精神的重要。

    “有时候我也在想，小熊是不是可以不要去抓小猪，平静地吃野果和蜂蜜，但是不要去骚扰小熊。可是做不到，他们总是在企图用锁链拴住它。如果他们取得成功，那么小熊马上就会被拔掉牙齿和爪子，把它变成动物标本”。普京在2014年底召开的年度发布会上如是说。

    普京把俄罗斯描绘成单纯想保护自己的可爱小熊，而恶棍总企图加害于它。俄外交部2014年度外交报告称，奥巴马政府已走上“暂停俄美关系”的道路。而北约的行为正进一步损害俄安全空间。

    普京懂得如何充分地调动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精神，他让俄罗斯民众意识到当下的危局——俄罗斯人又到了需要同仇敌忾，共克时艰的时刻。

    克里米亚回归使普京成了俄罗斯民众心中“唯一存在的那个有能力扭转乾坤的人”。虽经西方民主文化的洗刷，俄罗斯人仍很难摆脱“需要一个好沙皇”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潜意识。

    俄罗斯国土广袤，横跨亚欧，历史上东西方文明的交错导致了复杂的民族性格。

    在亚洲人看来，俄罗斯是西方国家，因为它的发源地，它的政治文化中心和领土重心都在欧洲；而在西欧人眼中，俄罗斯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异己者”，不仅因为它的版图占据亚洲1/3的陆地，而且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等一系列影响欧洲进程的伟大事件中，俄罗斯一直是个缺席者。

    俄罗斯人的身份焦虑深深地嵌入其民族性格之中：既有对东方集权的热衷，又有回归西方的执着与失落。

    俄罗斯人宣称“俄罗斯从来不属于东方”，“他们的历史与俄罗斯没有任何关系”。但当社会出现弊端时，俄罗斯人又会从东方挖掘痼疾产生的根源。事实上，东方不是粘在俄罗斯衣襟上的饭粒，而是深入肌肤的烙印。

    13世纪叶到15世纪下半叶，鞑靼蒙古按照东方专制主义建立了莫斯科公国，对俄罗斯进行了长达240年之久的统治，将东方的血液注入了俄罗斯。16世纪，西方已开始进入近代资本主义时期，而俄罗斯却走上中央集权的封建道路。专制主义下的个人崇拜和独裁至今仍对俄罗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历史上的俄罗斯从未完全放弃回归西方的希望。叶卡捷琳娜时代，俄国上流社会变成了集体的“法国狂”，纷纷效仿凡尔赛宫奢侈浮华的生活方式。在《哲学书简》中，俄国宗教哲学家恰达耶夫尖锐地批评道，俄罗斯人在把西方国家的破衣烂衫披挂在自己身上后，终于变得幸福起来。因为他们终于像西方人了，并变得自豪起来，而西方也宽容地同意俄罗斯进入自己的行列。

    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高喊着“回归欧洲”的口号，再一次开始了向西方靠拢的努力。把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一下子拐到资本主义私有化的道路，造就了俄罗斯非常奇特的被寡头集团高度垄断的“强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震动式的转型也造成了贫富分化的骤然加剧，引起了剧烈的社会动荡。从西方移植来的市场经济管理体制，在俄罗斯厚重底蕴的传统文化土壤中最终失效。

    东西方之争使得俄罗斯内部分裂成“西欧派”和“斯拉夫派”。历史上两大派系间的拉锯使俄罗斯在东西方之间摇摆，导致了俄罗斯善变的国家政策。从苏联时期的高度社会主义到解体后的全盘西化改革，俄罗斯动摇于东西方之间的极端事例不胜枚举。

    复杂的民族性，使俄罗斯人似乎难以被理解：既追求精神自由，又崇拜领袖；既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又怀揣爱国精神。当下，俄罗斯内外交困，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再度被激发。如莫斯科保卫战中的瓦西里·克洛奇科夫，普京在用事实向俄罗斯民众宣告：“俄罗斯大地国土广阔，但我们已无路可退”。

    俄罗斯偏好悲情英雄，这也是动员俄罗斯人、促使他们为共抗强敌而团结起来的最佳方式。为了维护和捍卫俄罗斯，俄罗斯人民需要强大的国家和领导者，也必须在自己的生活中表现得“坚韧卓绝”。

    毫无疑问，俄罗斯人会坚定地力挺普京，至少在这个危机时刻。正如俄罗斯独立分析人士玛利亚·李普曼所说：“人民希望有所依靠。现在他们只能依靠普京。人民没有别人可以指望，只能保护普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