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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31日 星期    返回版面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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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起的文化现象之南北画家村

来源:中国贸易报  

    ■文/任晓峰

    引言:今天,在中国的大江南北,活跃着大大小小不同形式的画家村:东有上海浦东五莲路口的上海画家村、福建厦门的乌石浦;西有四川都江堰的聚源、云南昆明的创库;北有北京昌平的上苑、通州的宋庄、大山子的798工厂、望京小区的花家地;南有深圳布吉的大芬油画村。此外,在辽河和长江流域,还有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和中国美协联合挂牌的两个文化(美术)产业示范基地——辽河文化产业园和胥口书画名家街。可以说,画家村已遍布中国的东西南北,形成了画家聚众而居、作品批量而出、文化相互交融、南北东西相互影响的文化亮点。

    一、画家村产生的时代背景

    画家村的画家们来自不同的地方,都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用手中的画笔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这些画家们能够在异地他乡相聚而居,还源于一个共同的时代背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纵览大江南北的画家村,可以发现,这些画家村大都发端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成型于90年代中期,与中共十四大确定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战略的实施有着必然的联系。上世纪90年代之前,画家都是国家文化机构的公职人员,或执教于大中专院校和中小学校,或寄身于各地的美术馆、文化馆、影剧院。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思想观念的解放,使画家有可能放下铁饭碗,抛开户口和粮票对生存方式的限制,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聚集到一个远离行政管理和制度束缚的村落,专心致志地从事自己爱好的事业,追寻自己的艺术追求。

    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为画家创作的作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使画家能用等价的货币去衡量自己艺术创作的市场价值,从而也解决了画家一直担心的生活问题,使画家们可以从容镇定地放下房子、职称、工资晋级等这些铁饭碗的重要组成部分,踏踏实实地成为画家村的一员。所以说,市场经济是画家村诞生的催化剂,宽松的政策环境与自由人的身份是画家村形成的前提。

    二、画家村存在的社会基础

    画家村的产生虽然有着共同的时代背景,但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却有着形形色色的差别。

    北京画家村依托于两个有利条件,一是北京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绝对地位,二是北京数十所全国一类高等院校所聚集的大量人才。北京拥有中国美术馆这个中国美术界的最高殿堂,有中央美术学院这个中国美术类的最高学府,这两个文化机构不仅本身就聚集了一批美术界的顶级人物,而且笼罩在这两个机构身上的耀眼光环,还吸引了全国各地怀有远大抱负的美术精英。因而,北京画家村的成员不仅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中青年画家,更多的是中央美院、中央工艺美院的教师或毕业于这些学校而希望在京城发展的学生。如望京小区的花家地和大山子的798工厂原本就是中央美院派生出来的。

    上海强大的经济基础为画家的作品寻找市场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与京派文化分庭抗礼的海派文化实力,吸引和聚集了大量的文化人才。而作为冒险家的乐园,多年来,上海一直是有志之士实现人生梦想的理想场所。正是源于这些有利条件,2003年,当画家刘刚将浦东大道五莲路口朱家门小区一栋24层的高楼改造成画家村之后,报名入户的画家达到500多人。

    厦门的乌石浦与深圳的大芬油画村所依托的条件基本相同,都是处于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带和经济特区。厦门与台湾隔海相望,深圳与香港一河相连,便利的地缘优势和广阔的海外市场,是画家得以立足的根本。经济特区在市场经济建设方面步伐相对较快,为美术产业直接与市场对接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与厦门不同的是,深圳的大芬油画村由于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在环境改造和对外宣传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所以名声远播,规模也日益壮大。

    辽河文化产业园依托的是政府的积极引导。盘锦市兴隆台区政府在建设辽河文化产业园区时,曾提出了“牺牲两届财力建设产业园区”的口号,政府为前来安家落户的画家推出了许多极富吸引力的优惠政策,如临街的店铺免收铺租,画家购房半价优惠等。

    苏州胥口镇1991年就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书画之乡”。这一方面得益于胥口历史文化渊源方面的优势:宋代的米芾、明代的董其昌都在胥口留有遗迹,而当代画家郁文华、书画鉴赏家徐纯源、著名书画家徐源绍、顾荣源都是从胥口走向世界的。另一方面,绘画艺术进入了农家生活,农民绘画蔚然成风,是成就胥口成为“中国书画之乡”的主要因素。胥口农民画大多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线条流畅,构图明快,雅俗共赏。

    三、画家村南北迥异的生活方式

    画家们离乡背井在画家村聚众而居,无非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将艺术看作生命,将对艺术境界的追求当成毕生的事业;另一个是希望找到艺术与市场的联接点,将自己的艺术才华转换为等价甚至超值的物质财富。这两个目的有时候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有时候却分道扬镳,水火不容。

    北京扮演着中国文化事业发展和产业基地建设领头羊的角色,因而,生活在北京的文化人内心深处均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历史责任感。不管进入画家村与否,他们都始终怀着对艺术创作的不竭追求。由于画家村的画家大多来自美术院校,因而学院教育的影响在北京的几个画家村表现得较为明显。北京昌平的上苑画家村中规模较大的飞地艺术坊,就是由王华祥先生带着中央美院的一批进修生创办的,沿袭的仍然是以教学培训为主的发展路子。

    宋庄和798工厂则是艺术家发挥才华、探索自己独特艺术道路的实验场。宋庄与798的显著区别在于宋庄的画家自由率真,注重艺术境界的体验,因而行为艺术在这里颇受欢迎。

    798工厂的画家首先在生活环境上就与宋庄迥异,宋庄画家居住的是农家小院,独门独户,宽敞的庭院内还可以养花种草,以增添闲适恬淡的生活情趣;而798工厂原为上世纪50年代的工业厂房改造而来,厂房的墙壁上还可以看到文革时期用红色油漆书写的时代特征极强的宣传口号和标语。798的画家基本上是以超前的美术创作理念为原则,更多的注意艺术创作和理论研讨的国际化。许多画家以国际绘画领域比较前卫的绘画理念为创作指导,以超越正常思维和透视的手法表现现实生活中不被人注意的奇异现象。

    北京的画家村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在艺术家们的周围还活跃着一批重量级的策划人和批评家。由于他们的穿针引线,尽管北京画家村画家整体的生存状态处于主流社会的边缘,但这些地方的创作、展览、理论研讨和文化活动已经相当成熟。宋庄画家举办的个人画展几乎每月都有。

    盘锦的辽河文化产业园从创办到发展,当地政府不仅投入了大量资金,而且进行了精心地策划和组织。产业园区是根据专家的整体规划设计而建造的,百米多长的园区主街干净整洁,两旁画店并排而立。当地政府还在园区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有级别有编制。由于有政府在住房和铺位方面的优惠,与其他地方的画家相比,辽河文化产业园的画家们基本上可以衣食无忧。另外,在创作方面,政府还经常有意识地组织画家走出盘锦进行采风。

    上海画家村起步虽晚,但起点较高,能进入上海画家村的,都必须是科班出身的专业画家,都有较深的学院背景。上海画家村比北京的798更具浓郁的都市特色,所有的画家住在一栋楼内,而这栋楼又实行的是公寓式的管理,大楼里还有洗衣房、画家餐厅等。画家除了能在房租方面享受优惠之外,还免交水电费,因而,上海画家村俨然就是一个独立的美术学院,堪称“上海画家公寓”。

    富有诗情画意的大自然赋予了苏州胥口人在书画创作方面的天分,胥口人以家为画室,画青山秀水,临秦篆魏碑,既弘扬了民族文化,又成就了一种产业。随着市场与名气的扩大,不少外来的书画家也在此租房而居,加入了胥口书画创作的大军。胥口以农民书画闻名,但他们的画又与陕西西安的户县、广东惠州的龙门、上海金山等地的农民画有着本质的区别。再加上受南方行画市场的影响,近年来有不少油画家和画工也寄身胥口,丰富了胥口作为中国美术产业示范基地的内容。

    厦门的曾厝和乌石浦是画家比较集中的地方。曾厝的画家有不少是来自厦门大学艺术系的教师,也有在曾厝居住而在市内其它行业兼职的画家。与曾厝相比,乌石浦画家的身份就比较复杂,而且画家的总体素质也不如曾厝的整齐,大部分画家进入画家村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借助画家村已经形成的市场把自己的画卖出去。卖画是他们的直接目的,也是他们的生存方式。

    四、南北画家村的市场化程度

    在市场化即市场占有率方面,由于南北画家村走的是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其分别也十分明显。在这方面,北京宋庄和深圳大芬是两个极端的典型:宋庄画家的作品走向市场的途径是展览和拍卖,而大芬画家是直接面对市场进行交易。在宋庄,画家拥有的只是由大小不同的院落改建的工作室,而在大芬,除了工作室,更多的是画廊和门店。一个3万多平方米的小村落,竟然临街开了300多家书画门店,聚集了3000多名画家和画工。

    北京也好,上海也罢,将画家与市场紧密联系起来的是策展人和拍卖行。而在厦门和深圳,掌握大量海外市场和客户的经纪人,才是画家村得以存在和发展壮大的生命线。当然,北京、盘锦、上海三地画家村完全走的是原创艺术的道路,而乌石浦和大芬画家村是以艺术品复制为立足点。随着市场规模逐渐扩大,部分二三流的原创画家出于贴进市场的考虑,也半推半就地在画家村的周边安营扎寨。

    原创艺术拒绝复制,所以具有唯一性,只能与市场发生一次关系(转让和重复拍卖不在此列);而复制的艺术品可以批量生产,可以和市场反复地发生关系,因而只有在乌石浦和大芬,才可以看到成百人排成几排,每个人都在画同一幅画的“油画生产流水线”,能看到用集装箱成批出口油画的壮观场面。尽管这些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东西在艺术家眼里已不是什么艺术品,进不了展览馆和拍卖行,但在国际油画市场上,他们却占有不可忽视的份额。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经济的融合,艺术品的消费群体已不仅仅局限于专业的收藏家、鉴赏家和贵族阶层,普通市民反而成了艺术品最大的需求群体。原创作品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但也需要相应的欣赏水平。对于很少去展览馆也没进过拍卖场所的普通市民来说,复制艺术品的市场化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价位也更适合他们的购买能力。

    上海与苏州处在南北画家村的中间地带,但由于形成画家村的基础不同,与市场联系的方式也不同,市场化的程度也有所区别。画家们来到画家村,是看重那里的艺术氛围和学术气氛。有了这样的初衷,再加上本身学院式的管理和生活方式,就决定了其市场化的程度不会太高。而苏州胥口的农民从一开始就没有掺杂学院派的成份,这么多年来基本上都是直接面对市场,所以,他们虽然以中国传统的书画创作为生,但在经营模式上,与乌石浦和大芬有许多相同之处。

    后记:南北画家村由于地域不同,形成的基础和条件不同,聚居的画家群体不同,追求的目标不同,因而各有各的特色。但在信息交流极其便利、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现代社会,南北画家村在相对独立的基础上,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交流和融合,北方画家村里有的,南方画家村里也可能马上就会有。而且,对于艺术素养较高的画家来说,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追求高水平的艺术创作、能够成为一代名家,才是他们共同的人生目标。

    其实,艺术家因职业化的生活方式而聚居,这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文化现象,它意味着一个艺术家决定走自由和独立的生活道路,尽管这种自由和独立不能保证其艺术品格的自由和独立,但生存方式会给艺术创作带来影响。而且,艺术家的职业化趋势,也将对中国的文化管理体制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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