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之旅：那些无处安放的青春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栾鹤

    编者按：日前，备受瞩目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终于落地。作为规划的最大亮点，“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成为让舆论产生最大想象空间的表述。

    在大城市高度发达，而小城市、小城镇仍然落后的情况下，要想引导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合理转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曾形象地指出：“走了一城又一城，城城像欧洲；过了一镇又一镇，镇镇像非洲。”这句话释放的信息是：“城”与“镇”的落差很大。如此一来，人口合理布局的难度也会很大。

    新型城镇化要想发展好，必须念好“人口经”。而最吸引人口流动的因素其实是公共资源，包括权力资源、教育资源、交通资源、医疗资源、金融资源等等，只有重新设计公共资源分配机制，才能帮助新型城镇化念好“人口经”。

    “扛麻袋进城”的老一代农民工的时代渐行渐远，“拉皮箱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成为主力军。

    他们是“80后”、“90后”，他们被时代潮流裹挟着涌入大城市，与乡土、宗亲、四季都仿佛断了联系；他们渴望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中扎根，他们内心最抵制的称呼就是“农民工”；他们只有“回不去”的乡村和“进不去”的都市。

    “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本意都是为了人，‘以人为本’应该是城镇化本来的命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改革领导小组组长陈锡文如是说。今年两会期间，对新型城镇化的关注焦点不再只是土地与房屋。新生代农民工，也就是未来城镇中的新市民，他们的生存状态理应得到大众的关注。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很无奈

    柯南，是一个1992年出生的河南男孩给自己取的微信昵称，也是他做快递员的工作昵称。同许多城里孩子一样，《名侦探柯南》是他童年最爱的动画片之一。柯南说，父母在外打工多年，他是奶奶带大的。奶奶不识字，只管他吃饱穿暖不惹祸就行。

    “我一看书就脑仁疼，读不进书，初中没毕业就来北京打工了。其实家里也不差我这份工钱，我来北京就是开开眼，挣的钱全自己花，也不用往家寄。”柯南说。

    在柯南眼里，未来是什么样子？是留在北京还是回河南老家？

    “北京房价太贵，我可买不起，郑州房子也不便宜，家里已经给我在镇上买好房子，都装修好了。我是不可能回农村的，我又不着急结婚，在北京干腻了，我还想去上海转转。”柯南说。

    2012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国内最大的蓝灰领职业介绍服务平台工众网发布了《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研究报告》。报告显示，“短工化”已经成为当前农民工就业相当普遍的趋势，“70后”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为4年，“90后”农民工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甚至不到一年。

    新生代农民工不断趋于“短工化”，对个人来说不利于技能储备和工作经验的积累；对企业来说，员工流动太快，正常生产经营会受到影响，造成双输局面。

    “70后”老郭在南京开了家汽车修理门市，让他郁闷的是，当年自己当徒工的时候，找个工作很不容易，不仅工资低，为了多学技术，还得给师傅端茶倒水。现在，自己好不容易混成个小老板，徒工的工资却年年看涨，稍加个班或呵斥两句，第二天，人就打包不见了。老郭说：“工人越来越难招，年后，经人介绍了一个江北的小伙子，工资3000元，包吃包住，待遇已经很不错了。结果，我一打电话，人家说刚下火车，让我赶紧开车过去接，还问工资能不能再加点。当时，我气得差点儿把电话摔了。”

    新生代农民工不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将谋生作为第一目标，赚钱只是他们外出打工的目的之一。他们不仅被用人单位选择，也主动自我选择。据了解，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如富士康等代工工厂，由于是流水线作业，工作较为枯燥，成长性比较差，年轻人很容易厌倦，所以人员流动性非常大。

    当然，不是所有新生代农民工都像柯南那样幸运，生活无忧，把进城打工看成是一次体验。“85前”都已至而立之年，不少人有养家糊口的重担，建筑工地上也不乏他们疲惫的身影。而网络上流行的“建筑工人月薪过万‘秒杀’白领”等帖子，又让大众对建筑业农民工生存状态的同情转变为调侃和娱乐。

    社会工作者李大君长期关注北京建筑行业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他主笔的《“高薪”下的艰辛——建筑工人生存状态调查》显示，被媒体误读的“万元农民工”现象不实。建筑工人平均每年只有六七个月能够在工地做工，平均每年能够工作155天，平均日工资160元，年收入不足25000元。

    那么，“万元农民工”如何产生？建筑行业一线施工人员的薪酬体系不是按月计薪酬，而是日薪制。遇到工期紧的时候干包工，日工资就会上去一大截，可能达到300元。但这不是常态，每天的工作时长达14至16个小时，根本是在提前预支生命。

    李大君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遇到歧视时，更多的不是采取传统农民工忍一忍的态度，而是辩解、争理，并不那么惧怕冲突。老一辈农民工已经把自己被压迫被歧视的事实内部合理化，新生代不同，他们内心还没有把这些合理化，所以遇见不公平的事就要去反抗。

    新一代农民工的公平意识、自我意识，甚至享乐意识，都是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人的个性充分发展的体现。但是，现实的玻璃门却难以穿越。

    隐匿在虚拟世界的那一头

    与父辈不同的是，在新生代农民工心里，手机是区分“土”和“洋”的标志，他们不屑于那些铃声巨大的民工山寨机，换手机的频率与城里同龄人不相上下。

    新生代农民工眼光敏锐，进城后很能捕捉城里年轻人的时尚，女孩子们喜欢逛蔡依林代言的“啊呀呀”小店，花花绿绿的小饰品平均售价10元左右，她们买来打扮自己，美滋滋地嘟着嘴弄各种自拍。

    与老一代农民工“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灰暗生活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在生活习惯、文化习俗、就业取向、价值目标等方面更接近于市民。

    听音乐、上网打游戏、聊QQ是他们舒缓压力的主要方法。他们和城里同龄人上着同样的网站，说着同样的网络流行语，聊着同样的八卦，追着同样的韩剧，甚至同在一个聊天群热议某个时政话题。

    “我每个月都会在装备上花钱，只要你游戏玩得好，就会有很多粉丝，这个钱花得值。”网名为“头文字D”的男孩说。现实生活中，他是北京某小区物业的管道维修工。

    这是一群“IT化”了的年轻打工者，他们的生活在信息社会里悄然改变。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严格的户籍制度、冷漠的社会歧视等一道道有形无形的门槛不断蹂躏着他们的城市梦。在虚拟世界里，大家都是平等的，无关你来自哪里，从事什么职业，这里感受不到现实的骨感，只有理想的丰满。

    向主流靠拢  身份的寻找与失落

    “村东头的‘一剪美’美发厅，是创造美丽神话的殿堂。来自蓝翔的杀马特王子小杰，梳着五彩笤帚头，戴着GOCCI戒指，极致奢华，颠倒众生，却漫不经心，终你一生。”网络上掀起一波波对“杀马特”的审丑狂欢，极尽嘲讽与不屑。

    “杀马特”一词音译于英文smart，原意时尚灵动，经过解构与反讽，用于指代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梳着五颜六色的怪异发型、戴着地摊廉价的夸张饰品、化着诡异浓妆，不伦不类地模仿着重金属风格或哥特风格，他们就是来自农村或城乡结合部的“90后”农民工。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更是对这个群体进行定性，称他们体现了“亚文化”。在城市边缘的这个尴尬的生活群体，由于“集体疏离感”而从中国的主流社会阶层中分化出来。

    既然村镇模仿城市，城市模仿国外，何不来个一步到位呢？他们只是在构建一个自己心目中都市潮人的形象，不是非主流的叛逆，相反，是试图接近主流的一次努力，彰显个性的一种方式，即使并不成功。

    “不做乡下人，成为城里人”这一点得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认同。他们进城工作是为了走出农村、扎根城市，而大多数老一辈农民工挣钱则是为回农村盖房子，从目的来说，这是两代农民工最本质的区别。

    新生代农民工没有返乡务农的意愿，更没有务农的技能，不做城市的“过客”而是努力融入城市的意识便格外强烈。如果说上一代农民工是与本村人攀比，新一代则是与城里人比，城市化所属的一切都是他们消费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