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延安

    ■张智全

    4月的陕北是美丽的。远山已经朗润起来，黄色的土地已被绿色浸染，烂漫的山花舞动着春风，尽情地挥洒着春天的温润和惬意。车窗外的风也暖暖的，携带着黄土地那特有的泥土清香，这一切都很容易让人忘记这里刚刚经过的寒冷而漫长的冬天。而我的思绪恰在这时拐了个弯，飘向了70多年前那个不同寻常的冬天。那个冬天，在延安，在中国，因那段深深镌刻的历史，是无论如何都要让每一位走进延安的造访者去探究和铭记的。

    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走进了延安。当时，陕北正值隆冬，是一年中最冷的时节。但我想，他们一定在隆重的欢迎仪式中，感受到了这座古城洋溢的不同寻常的温暖和生机吧？否则，他们怎么就停下了奔走很久的脚步？那时，他们可曾预见这一天将成为新的历史开篇？那时，他们可曾想到自己将在这个偏居一隅的古城扭转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们这群人，竟然要在这片苍凉的莽原上，用如椽的巨笔，挥洒自如地书写“何时缚住苍龙”的答案。

    在对那遥远的圣地一次初到的遐想中，神圣的宝塔山赫然映入眼帘——我们已到了向往已久的延安。延安古名“肤施”，相传佛祖曾在这里“割肤施鹰”，故而得名。这名字，连同今天仍然散落于延安梁峁沟壑间残缺不全的佛塔，印证着这里曾经兴盛的佛光香火。此塔，本建于唐代，此山，原名嘉岭山。上世纪30年代，这座悄然更名为宝塔山的山和塔，便成为延安的象征，从此更成为整个中国的圣地。但这却不是因佛法无边的引渡，而是因为一个崇高理想和精神的感召。在延安、在中国，乃至全世界，也许只有这一座佛塔，因为另外一种精神的巨大能量，而被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虔诚膜拜。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力量，居然能够那样自然而然地就取代了陪伴这座古城千百年的佛的度化的威力呢？带着这个疑问，踏着创造了这种精神的人们的足迹，我去探寻其中深蕴的内涵。

    凤凰山，是中共中央到延安后的第一个驻地，因从峰顶向南北伸展着两条陡峻的山梁，如凤凰展翅而得名。其实，我更愿诗意地去想象这名字就是为了等待一群开天辟地的伟人的乘驭。当毛泽东登上这凤凰奋起的山梁时，他的目光并没有被遮挡在黄土高原的梁峁沟壑间，而是穿越崇山峻岭，巡视于苍莽的中华大地；穿越阴霾迷雾，邀游于深邃的思想星空。

    若干年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当他把1936年所作的《沁园春·雪》赠于友人时，重庆惊叹了！中国惊叹了！世界惊叹了！这样一种胸襟，这样一种气度，这样一种境界，怎能不海纳百川？怎能不跨越时空？怎能不领袖群雄……也就是在这里的1年零10个月里，毛泽东写下了大量的理论文章，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16篇。被列为世界十大军事著作的《论持久战》和著名的《实践论》、《矛盾论》，就是在凤凰山诞生的。而毛泽东在陕北13年丰富的著述中，有112篇被收进《毛泽东选集》，占其收录文章总数的70％。这期间，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也撰写了大量珍贵的理论文章，被称为“共产党员的圣经”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诞生在这里。这些著作，处处闪耀着理性光焰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智慧的结晶。而这种智慧的结晶，正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苦苦思索、孜孜以求的精神家园。它就像一个充满魔力的巨大磁场，把全中国人都聚集到了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正确目标的航向上。

    杨家岭，是一个显得有些狭窄的山坳。但那紧挨相连的窑洞、坚固醒目的中央大礼堂、造型别致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等密集的建筑，足以证明这里曾经的繁忙与辉煌。中央大礼堂里的陈设依然完全按照中共七大时的场景布置，将历史的瞬间凝固成了永恒。

    1942年，只有21岁的中国共产党在党内发起了历时3年的深刻、尖锐、大规模的思想教育运动——整风运动，并由此结成中共七大召开的胜利果实。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来自全国各地代表着中国共产党121万党员的547名正式代表和208名候补代表，在这个礼堂内参加了规模空前的盛会——中共七大。这次大会，确立了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高度的团结统一。对于那场形成了三大优良作风的影响深远的整风运动，对于那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曾就它们的成功作过很多的思索，但当身处这“真实”的历史空间，凝视“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大幅标语，注目“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同心同德”的字字句句时，我恍然明白这已是最直白、最权威的注解。

    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的岁月，为了革命事业的继往开来，用这么长的时间，拿出这么多的精力，对自己的历史进行全面的总结，彻底批判和清算过去的错误，以达到全党的高度团结和统一，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智慧。今天，当我们重新回味那段历史，才顿然明白，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这段青春的印记，正是它步入成熟的标志，正是它顽强生命力的不竭给养。

    枣园，总是以一种诗意的气质嵌入延安的印象中。这里树木繁茂，风景秀丽，历来被称为延安一景。然而，在这里，有一段久远的声波，在众多历史的回声中是那样的清晰、澄澈，悠然进入我的耳际。

    1944年9月8日，在这个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地，正庄严肃穆地举行着一个普通战士的追悼会。这位名叫张思德的战士在烧制木炭时，因窑顶坍塌，被埋牺牲。战争年代，牺牲是难以避免的，那是战场上时常发生的事。可就是这样一位普通战士似显普通的殉职，却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亲自参加追悼会，并用沉痛的语调即兴发表了演讲。在这段寄托了领袖对一个普通战士深切哀思的演讲中，毛泽东深刻而简明地阐释了死亡的价值意义——为人民而死，死得其所；为人民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他用富感染力的声音郑重昭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这声音情真意切，这声音语重心长，这声音凝练成了《为人民服务》的经典。凝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浏览毛泽东在延安期间诸多题词和文章，可以随处发现“人民”和“群众”的字眼，因此，我们可以非常自信的断言，这绝不是一次即兴的偶然，而是一个坚定信仰的必然。从此，这一宗旨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和行动始终不渝的坚定的践行。

    在今天，南泥湾是一曲轻快的歌唱，是一片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而在上世纪40年代，南泥湾展开的画卷，更像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救援，是一场艰苦卓越的战斗。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解放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物质匮乏空前严重。陕甘宁边区更成为日、伪、顽攻击和封锁的重点，延安面临着缺衣短粮的严重生存危机。毛泽东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中共中央为此在解放区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

    1941年初，三五九旅这支英勇善战的军队，一手拿着枪杆子，一手拿起镢头，挺进南泥湾。到1944年，开荒26.1万亩，将荆棘遍地、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三五九旅不仅实现了自给，而且每年给政府上缴公粮1万石，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林伯渠曾经感慨地说：“像这样忠于保卫边区而又竭力设法减轻人民负担的军队，乃真正是我们边区人民自己的军队。”其实在当时，不仅在南泥湾，在整个陕甘宁边区，到处都可以看见在荒山中开垦，在田地里耕耘的身着军装的特殊“农民”；随处都可以看到普通战士的手、机关干部的手、中央首长的手，在转动小小的纺车。

    据统计，1941年至1944年，陕甘宁边区共开垦荒地200多万亩，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这是怎样的一支队伍？不仅得经受战火的考验，还得战胜饥荒的威胁？不仅得保家卫国，还得开荒种地、纺纱织布？而就是这样一支特殊的军队，用镢头和纺车粉碎了敌人的一场特殊进攻，求得了生存发展，为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对这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是这样解答的：“军队和机关学校所发展的这种自给经济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却是完全合理并完全必要的。”

    这场劳动生产，因为有革命的延安为背景，方显得不同寻常；延安所创造的革命精神，也因为有了这场劳动生产的耕耘，而显得更加生动饱满。翻开世界历史浩如烟海的卷帙，这恐怕是富有创造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历史画卷点染的又一绝无仅有的浓墨重彩。回首往昔的岁月，那段经典的历史，已被精辟地概括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成为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如今的南泥湾，田地原野上已有了更多的开发，但依然保留了一片片稻田，供四面八方的游人对焦珍藏的记忆，体验精神的留存。

    抗大，全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当你步入抗大旧址，很难想象这里曾是赫赫有名的一所大学的所在地，也很难把它与今天的国防大学聚焦在一起。但这的确是一所不同寻常的大学，特别是当我们把它和“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一论断相对应时，才更能感悟到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那种经天纬地的雄才大略和喷薄四射的睿智。当年，在全中国都深陷内忧外患的危急时期，在这所大学创办初期，生存所面临的困窘是不难想象的。

    从1937年初建到1945年改建，学校几经迁移，没有固定的校舍，没有充足的教员，没有现成的教材，并且面临残酷的战争环境和生存危机。可就是这样一所大学，因为它擎起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大旗，吸引了大批满怀爱国热忱的青年。仅1938年5月至8月，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来延安的青年就达2288人。抗大总校先后办了8期，又在敌后办了14所分校。1938年，毛泽东为抗大亲笔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成为抗大始终遵循的教育方针。按照这一方针，在抗战期间，抗大共培养了10多万名德才兼备的干部，在抗战中起到了重要的骨干作用和先锋作用，有的成长为后来治军治党治国的杰出人才。新中国有5名元帅、8名大将就是从抗大走出来的。当然，延安的巨大吸力，在抗大只是一个缩影。当年，有多少满怀抱负的青年，不畏千难万险奔向延安，去寻求真理、追求光明和自由……历史的事实让我们无需再寻觅求证，那纷至沓来、雄浑交响的足音，已非常清晰地告诉了我们精神感召与物质吸引较量的结果。

    流连诸多革命旧址，身临其境，了解越多，感悟越深。新建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以丰富的收藏，先进的手段，将那不朽的足迹完整而鲜活地展现出来。那400多米长的展线，犹如一幅壮阔的历史长卷，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13年惊天动地的光辉历程；犹如一场雄辩的论证，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取得最终胜利的历史必然；犹如一首激越的英雄史诗，歌颂了中华民族的不屈抗争；犹如一部厚重的历史教科书，给予人们丰富的启迪。

    历史启迪未来。解读历史，是为了探寻历史之所以发生的必然，更是为了探寻历史传承今天的价值。关于延安那段辉煌历史的发生，如若分成一件、一段，肯定都可以找到各自的必然，但当把它串联成一个时代，那就只有创造这段历史的人们身上所凸显的精神才会凝聚成唯一的必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岂止成就了中国共产党在陕北13年的成功与辉煌，不也成就了从那以后的所有进步与辉煌吗？今天，当战争的硝烟早已落定尘埃，时间的步履远行成历史时，我们要在这里汲取的，不就是这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吗？

    （本文作者系中共甘肃省白银市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