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式“否决政体”朝令夕改成常态

    ■梅新育

    面对次贷危机、国债上限之争接踵而来的压力和美国应对不佳的现实，《纽约时报》刊载了弗朗西斯·福山满怀忧虑的质问——美国是否从一个民主政体变成了一个“否决政体”？即从一种旨在防止当政者集中过多权力的制度变成一个谁也无法集中足够权力做出重要决定的制度。其实，这个问题在印度更加严重——由于不同利益集团都能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却难以凝聚共识，印度政府决策特点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印度党派政治的分散化、地方化发展趋势进一步恶化了这些问题。

    在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下成长起来的印度政客的通病本来就是长于表演迎合受众一时之主张而绌于通盘考虑寻求最优决策，致使印度政府轻率决策已成常态。在对外经贸往来中，印度政府朝令夕改的特点就表现得格外突出。

    典型案例如印度政府于2012年3月5日发布公告，禁止税号5201和5203的棉花出口。由于印度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棉花出口国，年出口量达150万吨左右，且价格便宜，印度政府的棉花出口禁令导致国内外棉花价格一度应声大涨。在国内外压力之下，印度政府于3月12日宣布废除这项禁令，但不再颁发新的出口许可证。一项贸易法规出台仅仅一个星期就被废除，且取而代之的新决策也很可能在政治压力下被废除，印度商业环境的不确定性可见一斑。

    政策反复，朝令夕改，在印度已成常态，并不仅仅局限于棉花贸易，也不仅仅发生一次。2010年，印度政府就颁布过棉花出口禁令，当年便解禁了；2011年，印度政府宣布对外资零售企业开放市场，结果没几天便收回。诸如此类频繁的政策反复已经并将继续严重损害印度法规政策的威信。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都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既不因印度实施贸易限制而非常惶恐，因为他们认为印度政府碰壁之后自会改变立场，也不因印度宣布放宽市场准入而太过欣喜，因为他们认为保不准经过一番印度国内政治斗争又会导致“收回成命”。所以。海外投资者已经习惯了用“平常心”应对印度的各种法令。例如，2012年3月5日，印度政府宣布棉花出口禁令后，经过一天的市场“超调”反应，考虑到印度一贯的朝令夕改作风，市场参与者普遍认为这项禁令长期实施的可能性很小，多半会在3月底财政年度结束后变相自动消失，结果在6日后的几个交易日，国际市场棉花期货价格逐日回落。

    近年来，在大党受制于地方性小党、中央软弱而地方强势的环境里，这种朝令夕改的问题更加严重。印度独立后最初30年里，国大党一统天下，中央对地方拥有足够权威；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批以邦为基础的独立地方政党发展壮大，与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上世纪80年代崛起）鼎足而立。

    历史上，印度地方政党也曾拥有全国性的政治影响力，但这些缺乏全国胸怀的地方政党却始终盯着自己在地方上的一亩三分地，对自己获得的联邦职位抱着“捞一把就走”的心态，比国大党和人民党有着更强烈的“地方割据”倾向，为此不惜损害全国性共同利益。2011年末，印度政府之所以在对外资零售企业开放市场问题上几天之内出尔反尔，主要原因便是把持西孟加拉邦的地方政党反对。与此同时，这些地方政党入阁的部长们腐败倾向也更为突出（突出案例是印度电信执照丑闻）。印度的决策反复问题与腐败相结合，进一步加大了该国商业环境的不确定性。作为一个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国家，我们不应也无意干预印度的内政运行，但作为对印度来讲举足轻重的贸易伙伴，我们却不能不深入探究印度的方方面面，以便准确判断在这个国家的机会与风险所在。而印度的成败得失，也将为我们提供可贵的借鉴。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