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制度红利赋能广西拓展东盟合作新空间

2026年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的重要推进之年，也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实施四周年。与此同时，中国担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东道主，APEC中国年预计也将取得丰硕成果。

作为我国唯一与东盟陆海相连的省区，广西既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也是多重区域合作机制连接中国与东盟的重要节点。对广西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简单计算有多少项政策红利，而是能否把规则和平台连接起来，转化为产业增量、企业增量和开放增量。

从区位通道走向规则衔接高地

长期以来，广西与东盟合作的一大优势是区位。广西一头连接中国广阔腹地，一头连接东盟市场，同时拥有北部湾港等海上通道以及友谊关等陆路口岸。近年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持续提质增效，北部湾港集装箱航线突破百条，海铁联运班列突破1万列，港口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个港口。

2025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该议定书的重要意义在于，合作内容已从传统货物贸易进一步延伸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联通、竞争政策、消费者保护以及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同时进一步深化海关程序、贸易便利化、标准和技术法规等方面的合作。

目前，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正在批准生效阶段，将在各国批准后正式生效。在“3.0时代”新一轮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单纯依靠距离近、通道快已不足以形成持续竞争优势。真正决定跨境合作效率的，是规则、标准和制度。广西下一阶段需要思考的，不只是“把货运出去、把货运进来”，而是要进一步建设面向东盟的规则衔接高地和制度创新试验田。广西可以依托自贸试验区、沿边临港产业园区、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等平台，围绕原产地规则、海关便利化、标准认证、跨境数据、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等领域开展更多制度创新；进一步完善企业服务体系，让企业能够更加便利地理解规则、使用规则、享受规则，推动开放优势从“地理优势”向“制度优势”升级。

从商品贸易走向产供链协同

过去谈中国与东盟合作，人们往往首先想到水果、农产品、机电产品等商品贸易。但随着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广西与东盟合作的空间正在从“卖什么”转向“共同生产什么”。RCEP生效实施四年来，区域内货物、服务和投资市场开放不断深化，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电子商务等制度安排不断完善，进一步促进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融合。

截至2026年7月，据商务部数据，中国同东盟累计双向投资额和中国企业在东盟累计完成工程承包营业额均已超过5000亿美元。中马、中印尼“两国双园”项目和中老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稳步推进，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进度超过94%，印尼雅万高铁累计发送旅客超1500万人次。这些重大项目形成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工程服务需求，为广西企业对接东盟市场提供了重要切入空间。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三样”和中间品贸易。202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巩固一般贸易，拓展中间品贸易，积极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和跨境金融。2025年广西“新三样”产品和中间品出口分别增长36.1%和21.6%，说明广西与东盟合作正在从终端产品贸易向产业链合作延伸。

下一步，广西可以发挥自身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推动“东盟资源+广西制造+中国市场”的合作模式向更高层次发展。例如，在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机械制造、金属材料、农产品加工、绿色能源等领域，加强与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东盟国家的产业链协作。同时，广西可以推动产业园区从项目承载平台向跨国产业协同平台转变，既吸引东盟企业进入广西，也支持广西企业通过产业园区、海外仓和境外合作园区进入东盟，在研发、制造、物流、营销和售后服务等环节形成更加稳定的区域产业网络。

从物流通道走向产业通道

广西的另一个独特优势，是正在形成的陆海联动格局。西部陆海新通道将西南地区与北部湾连接起来，使广西不仅是沿边省区，也成为连接中国西部腹地与东盟市场的重要节点。随着平陆运河即将建成通航，广西“江海联动”的开放格局将进一步完善。但也要看到，交通基础设施优势不会自动转化为产业集聚优势。广西未来能否不再只是承担货物“经过”的功能，而更多承担产业“留下”的功能，取决于临港产业、保税物流、跨境加工、中间品贸易和供应链服务能否同步布局。

过去，货物通过广西进入东盟，广西获得的是物流、仓储和贸易环节的价值；未来，可进一步推动更多加工、制造、研发、结算、供应链管理等环节留在广西。围绕北部湾港、平陆运河、西部陆海新通道以及沿边口岸，可进一步布局临港产业、保税物流、跨境加工、中间品贸易和供应链服务，把交通基础设施优势转化为产业集聚优势。

此外，数字经济也可成为广西建设产业通道的重要赛道。中国—东盟自贸区3.0已将数字经济纳入更加重要的合作领域，2026年APEC“中国年”同样把创新和数字合作作为重要议题。广西不必简单与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竞争基础研发资源，而可以发挥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和应用场景优势，把广西建设成为中国人工智能技术进入东盟市场的重要“应用试验场”。智慧口岸、跨境电商、跨境物流、国际医疗、智慧农业、旅游、教育、多语种服务等，都可以成为数字合作的具体场景。

从制度红利到企业赋能

制度红利能否真正转化为经济红利，最终还要看企业能不能用、会不会用。对于大型企业而言，自贸协定、原产地规则、海外投资等规则相对容易获得专业服务；但对于大量中小企业而言，面对不同国家的关税、标准、认证、税务、法律和数字规则，制度本身有时反而构成进入市场的门槛。因此，广西可以进一步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东盟自贸区3.0企业服务体系，将政策咨询、原产地规则、海关服务、标准认证、法律服务、跨境金融、物流、海外仓和市场营销等服务整合起来，让企业不必自己去“研究一整套规则”，而能够在广西获得“一站式”的专业服务。

2026年广西已提出设立中国—东盟自贸区3.0桂企出海服务站，这正是把制度优势转化为企业服务能力的重要探索。下一步，更需要推动这些服务从政策宣传向精准服务转变，从“告诉企业有什么政策”转向“帮助企业算清楚一笔账”：产品进入哪个东盟国家可以享受什么优惠？原产地规则如何使用？企业需要达到什么标准？在哪里建设海外仓最合适？如何解决跨境结算和法律风险？

与此同时，“企业共建”不应只理解为服务广西企业出海，更应鼓励广西企业与东盟企业开展合资合作、联合研发、本地化采购和人才培训，形成双向投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区域产业合作网络。只有这样，广西与东盟的合作才能从简单的商品往来和企业出海，走向更深层次的产业共建。

从中国—东盟自贸区3.0到RCEP，再到APEC“中国年”，这些机制虽然层级、范围和功能各有不同，但其共同指向都是更加开放、更加便利、更加创新和更加紧密的区域经济合作。对广西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简单计算有多少项政策红利，而是如何把不同制度安排连接起来，让它们在地方层面产生“1+1+1＞3”的叠加效应。衡量这种叠加效应，最终要看三件事：企业是否用得上，项目是否落得下，产业是否留得住。

（作者系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教师）